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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七章　烟王陨落（下） (第1/3页)

    当褚时健从法庭右手边的侧门进入法庭时，我看到的他，和两年前没有太大的变化。他很平静地走到了被告的位置，就在我们目光交会的那一瞬间，我明白，不管接下来的审判会出现什么状况，最终是什么样的结局，对于我，他就是他，一位普普通通的老人，一位正经历人生低谷的老人，一个我应该称之为父亲的人。

    元旦出游

    河口被查

    被幽禁的五天

    折翼滇南

    被诉讼

    在南京看守所的日子

    在法庭再见褚时健

    三天后的庭审结果

    走下“烟王”的神坛

    在狱中

    假释这一年，他76岁

    元旦出游

    转眼到了1996年年底。12月，第二届红塔山笔会已经酝酿成熟。当时冯牧先生已经仙逝，不过汪曾祺仍在队伍里。还有一些作家是第一次笔会的参与者，期待着与退下来的“烟王”畅谈人生。

    12月23日左右，我就笔会人员名单和身份证号码事宜再次与何小平主任联系，她告诉我，厂里28日就放假了，要放到元月3日。笔会的作家们到达厂里的时间就定在了4号。由我到机场接北京来的王巨才、汪曾祺、高洪波、何志云等人。

    落实了笔会的事宜，何小平问我们元旦放几天假，我告诉她只有一天。她说：“厂里放假，大家不好出面陪厂长去什么地方。省外几家烟厂曾邀请过他，但厂长说不要麻烦人家，他现在正在接受审查，会给人家添麻烦。”

    那几年，褚时健每到一地，当地的烟草公司和经销商都会兴师动众，搞很大的排场，这也是遭人诟病的事情。其实这不是褚时健本人的意愿，他不是官员，应付场面上的事情也不是他的长项，但他很善意地理解别人的“隆重”接待，虽不乐意，也只好客随主便。只是现在这个特殊时期，如果出门去哪儿，别人不“隆重”显得势利，隆重了又不合时宜，干脆不要去，不给人家添麻烦。这是褚时健的意思。

    我听明白了，就问何小平：“你是不是想让我过节陪老头子出去走走？”何小平笑了，说：“厂长也愿意，出去还可以聊聊。”我答应了，用这一年的最后三天陪厂长出门走走。

    随后，张启学和我联系，我问去什么地方，他说，一长的意思是到他待了十多年的新平去看看。我心想，又是故地重游，老人家大概真的想写一点儿什么东西了。我们约定，12月27日他们到昆明接我，30号返回。这边的日程定了下来，我答应母亲，元旦请她吃北京烤鸭。

    27日，我在办公室和我的搭档们商量，定了元月2日上班时开编务会。直到这时，我对将遇到的一切毫无预感。我甚至问杂志社的办公室主任张卫，新平的气候比昆明热，要不要带厚衣服？他说那里是山区，早晚会比较冷。一直到中午12点，我才等到了厂里的车。上车后我问：“今天直接到新平还是先到玉溪？”

    褚时健回过头来说：“今天住在玉溪，我们不去新平了，去河口，你去过没有？”我说去过多次，当年作为文工团团员去演出过，还踏上了连接两国的中越铁路大桥。后来作为战地记者，我几乎跑遍了前线的所有山头，河口四连山也去过，还从阵地上看过被炸毁的中越铁桥。

    不过，对出行地点的改变，我多少感到有点儿遗憾，因为我很想看看他们一家当年生活的地方。车上不好问，我想抽空再问不迟。

    到了玉溪，我和张启学去了趟厂里，他要去领点儿小礼品，说要送给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老州长，他是褚时健的老朋友。签字领东西的时候，我见到办公室主任何小平，告诉她我们要去河口，路上还要看朋友。何小平说她值班，希望我们好好玩。

    回到褚时健家，正赶上他江川的朋友送来了一条巨大的青鱼。褚时健说很久没见过这么大的鱼了，剖开后可以让小丁、张师傅送点儿回家，剩下的叫老三腌一下，回来再吃。杀鱼的时候，小丁用手按住大鱼的身体，褚时健自己动手剖开鱼腹。说实话，我从来不知道湖里还能长这么大的鱼，足有二十多公斤。它扭动起来，小丁这样的壮小伙都按不住。见此情况，我也帮忙摁住鱼头，不知是天冷还是场面刺激，我心里有些发凉。鱼被砍成了几大块，光鱼头就分成了两大块，有四公斤重。褚时健对我说：“我让老三冻起两块鱼肉，等回来给你妈妈带回去，让她也尝尝江川星云湖的大鱼。”

    见我有些发冷，他把我叫上楼，打开一个衣柜，说：“你穿少了，这是映群的衣服，如果不忌讳，你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找件来带上。我看你们个头儿差不太多。”映群离世整整一年了，可她的衣服还都好好地挂在衣橱里，就像主人随时要穿一样。我没有挑这里的衣服，不是忌讳，而是怕褚时健睹物思人，想起有关女儿的点点滴滴。

    我问他为什么不去新平而改道去河口，他叹了口气道：“还不是因为我家的人不懂事。”见他不想再说，我下了楼，直接问在看电视的张启学。他告诉我，本来定的是去新平，并把这个安排告诉了褚时健的弟弟褚时佐。没想到昨天晚上新平县县委的一位书记打来电话，说知道厂长要回新平过元旦，县里几套班子的人准备给厂长接风。褚时健一听心里就烦闷起来，本来不去外地，不打招呼，就是给人家和自己都留点儿方便，没想到褚时佐特意告诉了县里的人。褚时健觉得，人家过节不能休息，要给自己接风，岂不是既麻烦又担风险吗？而自己故地重游、随意看看的初衷也会被破坏，新平之旅，于人于己都不太合适了。想到这里，褚时健明确地说：“新平不去了，你们重新找个地方。”

    张启学和丁学峰想到了元谋土林，但又听说在修路；想到了紫溪山，但冬天又没有看头。最后，张启学想起旅行社在节前到厂里来拉客，组织职工到河口玩，听说有几十个人报了名。不如去那里，还可以看看越南老街的边贸市场。他们把这个建议告诉了褚时健，他没有异议，事情就这么定了。不光他们脑子里少了一根弦，我也同样稀里糊涂，审查期间往国境线上靠近，这本身就是犯忌的事情。不过我当时真的不知道有关部门早有通知。

    晚上丁学峰送我回宾馆。刚爬了一半台阶，我一头栽倒在台阶上。小丁吓了一跳，赶快扶我起来，看看没有摔坏，便又去捡掉了一地的东西。他担心地问我：“你生病了，明天还能不能走？”我说：“没事儿，就是在外面站的时间长了，又沾了冷水，胃病犯了。”我叮嘱他不要告诉厂长，说好了陪他出去的，不要扫大家的兴。

    河口被查

    第二天一早，车子到厂宾馆接我，这时我才发现小丁的女友李霞也一起去。他们正筹备着结婚，小丁平时住在厂长家，放假俩人也没时间在一起，正好这次是旅行，难得一起出门，李霞显得很开心。在玉溪师专门口吃米线的时候，我又看到了陈绍牧的车，他笑眯眯地告诉我，他和公司的小陈一起去，他想陪陪老人。这样，我们一行七人分坐两辆车出发了。

    说起来这次出行真不是那么顺。张启学他们联系了老州长，听说省里领导在红河，他们下到县里了。我们径直从建水插下，经蒙自、屏边到河口。车还未到屏边，我胃痉挛发作，在车上晕倒了。车上的人商量怎么办，褚时健说：“先到蒙自，蒙自医院好些。”张启学告诉他蒙自已经过了，前面是屏边，陈绍牧他们的车已经到屏边加油去了。于是去了屏边，我在屏边医院打过针后，褚时健又提出回蒙自休息。记得是小陈说，河口不远了，那里的条件也好，可以到河口再找家好医院。就这样，我们傍晚到达了河口，入住河口铁道宾馆。

    这家宾馆新建不久，当时可能是河口最好的宾馆。住迸房间后我发现，宾馆临河而建，离中越铁路大桥很近。从窗口鸟瞰，南溪河清幽幽的河水映入眼底，老榕树枝繁叶茂，遮天蔽日，旁边就是河口边防检查站的岗楼。

    当天晚上，我就在宾馆输液。第二天一早，褚时健见到了厂里许多到河口旅游的人，都住在这家宾馆。吃饭的时候，褚时健安排：“小先你今天早上接着输液，张启学陪着你，我们几个过老街看看边贸街，你就不要去了。一两个小时可能就看完了，等我们回来，再一起逛逛这边的集市，然后就回蒙自，你可以到蒙自后再打吊针。”

    在房间打吊针的时候，我越想越觉得好笑，大老远地跑来，就在酒店里住一天，连铁桥都上不了。想当年，我们文工团六七十号人一起走上铁桥，那是什么气势！

    十点，针打完了。我走到窗前，想好好看看已经修复通车的铁桥，就在这时，我发现了坐在榕树下的褚时健一行。我回头问张启学：“厂长他们怎么在边检站坐着喝茶，是回来了还是没出去？”张启学也纳闷儿：“怎么，他们坐在河边？”他也走到窗口往下看。到这时，我心头开始有些忐忑不安起来。我们俩决定下楼去问问，如果不让出去，那就不去老街了。

    看来我们想得实在太简单了，在我打吊针的这两个小时，褚时健出现在河口，并要办理短时过境手续的事情，已经被报告给了正在红河的令狐安书记及昆明的省委领导，并上报给了中纪委、公安部。边检站的领导正边和褚时健聊天，边等着上面的指示。

    在大榕树下坐了两个小时，褚时健终于发现有问题了，他说：“是不是我不适合办通行证？如果不可以，我们不去了。”见褚时健要走，边检站的领导忙说：“我们领导要见你，请先到我们检查站去。”一行人往回走时，和下楼的我们相遇了。虽说人声嘈杂，但我清楚地听见边检站的干部紧张地对着手机说：“还有两个人，住不下，改到河口宾馆。”仿佛一盆凉水从头上浇下，我知道，走不了了。

    到了河口宾馆，我们被礼貌地让进了饭厅。这时候，丁学峰拔打了省委副书记李嘉廷的秘书的电话。事实上，李嘉廷已经从别的渠道知道了褚时健被扣留的消息。笑脸相迎的边检站领导陪着我们吃完了饭，然后通知大家，分开住进房间，车上的东西都不准拿。

    等待的时间空气几乎凝滞，我想到的第一件事是问褚时健，是不是有过关于他不能到外地和边境的通知。小丁说有过，他们理解的是不能出国和到港澳口岸，所以这次目的地临时变更到河口，谁都没有往这上面想。我只有一声叹息。当记者多年，连这点儿敏感度都没有，我心中充满自责。

    一个小时以后，每个人的提包都拿到了房间，只是手机都被没收了。我的提包似乎原封不动，他们还专门说了句，记者的东西他们没有检查。果真没检查吗？天知道，但我的手机的确还在。我心里清楚，我没有去办理什么过境手续，收我的手机没有道理。

    我认为，眼前最要紧的是通知集团领导。我的第一个电话是打给值班的何小平主任，我请她立即向董事长字国瑞汇报。我提醒她，我们到红河是告知了厂里的。事情紧急，从电话里，我都可以听出何小平的慌张。第二个电话我打给了集团法律顾问马军。听了我在电话中所说，马军大吃一惊，他说：“你怎么这么没有头脑？他不能去这些地方，我早就提醒过他们的。”我说：“我并不知道，但应该想到，不过事情已经发生，责怪谁都没意义，你是法律顾问，该怎么做你清楚。我只是第一时间让你知道真实的情况。”第三个电话我打给了朋友孙文刚，希望他替我去看我妈妈，元旦带她去吃烤鸭。别的事情一时想不过来，谁也不知道接下来会是什么情况。

    打完这三个电话，我心里开始坦然起来。

    我把电话给了李霞他们，让他们用这个手机给家人报个平安。

    我十分感谢褚时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能对看守我们的公安说：“小先有病，你们要安排医生给她看病。”

    第二天，来给我打针的小护士悄悄问我：“我看你不像坏人，怎么他们说你们是坏人，不准和你们说话？”我也小声说：“不让你和我说话就不要说，不过我绝不是坏人，你放心。”

    被幽禁的五天

    “褚时健在河口被抓了……”我想过这个事件可能会引起轰动，不过到后来我看到和听到关于此事的各种版本时，还是被惊得瞠目结舌。那是后话，眼下，就在河口宾馆的房间里，看着窗外浓密的亚热带植物，想着自己几次河口之行的不同际遇，心头涌起了“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感慨，这种悲凉不是为自己，而是为我隔壁房间那位孤独的老人。

    因为幽禁，日子变得冗长而拉杂。我们不能到别人的房间，小丁和张师傅在走廊的另一头，甚至都见不到。李霞真是个好姑娘，本来和爱人出来玩的，现在滞留在房间里，彼此还见不上面，她却表现得十分平静，并没有抱怨、后悔或坐卧不安。我想这是因为内心坦荡，我毫不谦虚地说，就像我，因为坦荡，我也平静地面对到来的一切。

    褚时健一个人在一个大房间里，我每天径直走进他的房间，和他聊天。他表面上仍是波澜不惊，说话的语速和平时没什么不同。但我知道，他的平静和我们不同，事情毕竟因他而起，他要面对的比我们复杂干倍万倍。何况在这个时期，他的老伴在河南没有音信，儿子流亡国外，女儿又让他体会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凉。家破人亡，面临牢狱之灾，他的心境想必十分纠结和复杂。

    我小心地问他：“你真的能坦然面对中纪委的审查吗？”他说：“我说得清楚。”

    就这几个字，我的心彻底放下了。我相信他，就像相信我的父亲。记得“*****”闹得最炽烈的时候，爸爸从北京办的军队学习班被送回了昆明，他们这些当年的酋长，因为“站错队”要被送到以严酷著称的盘溪学习班。在他们背着自己的行李，坐上大卡车被送走之时，我混在人群中大叫：“爸爸，一定要活着。”爸爸回过头来，眼睛里有种金属的光泽，他说：“我不会死，雪山草地都走过来了。”我一直记得父亲的话，一直到两年后他平安回来。

    此后的两天，我们接受了省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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