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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章　亚洲烟王的巅峰之路——关索 (第1/3页)

    关索坝工程建成后，这里将出现两条世界上最大的制丝生产线，每小时生产24吨；这里将会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卷烟机，每分钟生产600包；这里将有世界上最先进的自动封箱系统：这里还将会有采用计算机控制的物流自动线、高架自动仓库，实现从烟叶进厂到装箱入库的全线自动化……

    迈出国门：更强的国际化动力

    厂长与书记：无可避免的权力之争

    分拆引进，必须一流

    ***帮大忙：协调外汇额度

    受到隆重接待的国际大买家

    关索坝为证

    迈出国门：更强的国际化动力

    从1985年开始创汇的时候，褚时健就下了迈出国门的决心，而设备和原料革命的成功加速了这个进程。褚时健深知，要成为一个跨国公司，就必须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此外，他发现，在国际上生存是保持竞争力的一种方式。在云南省创汇分成制度出台后，玉溪卷烟厂有了更强的国际化动力。

    1992年以前，他们主要通过两个渠道来创汇：一是国内旅游市场，像友谊商店之类的地方；二是通过香港转口贸易把产品卖到东南亚等国家。到1991年，他们的创汇额已经超过三亿美元。

    “红塔山”声誉曰隆之际，褚时健决定真正走出国门了——在海外设立生产基地。他们考察了几个国家和地区，从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到马来西亚、中国香港等地，最后选择在新加坡设立一个生产分部。

    1991年9月，在代理玉溪卷烟厂海外市场的印尼华人熊德龙的推动下，由玉溪卷烟厂、英美烟草公司新加坡分公司、中国台湾中华烟草国际有限公司组成了产供销一体的跨国公司。实际上，三家公司是一种松散的合作关系：由玉溪卷烟厂提供“红塔山”的原料和技术，英美烟草公司新加坡分公司负责生产加工，熊德龙的中华烟草国际有限公司负责在世界各地推销。

    这是一种在国际贸易体系中流行的来料加工和品牌代理的合作模式，英美烟草公司新加坡分公司每加工一箱“红塔山”就能得到75美元。第一年，他们生产了5万箱“红塔山”，销往美国、中美洲和南亚，而从中国香港的转口贸易则主要走向东南亚市场。1992年，合作的第一年，这项合作就为玉溪卷烟厂带来了3000万美元的净利润，当年他们的创汇总额达1.2亿美元。此后几年，海外市场的销售逐步增长，到1995年，创汇额达到了1.8亿美元，按当时的外汇调剂价计算，差不多是18亿元人民币。有了这笔外汇收入，玉溪卷烟厂可以把钱放在新加坡，需要使用的时候就方便多了。

    褚时健解释了为什么没有像菲利普·莫里斯之类的世界烟草巨头那样商接到国外办厂，主要原因是，国家规定向海外投资不得超过100万美元，如果超过则需要得到对外经贸部的批准。和这些部门多年打交道的经验告诉褚时健，拿到批文太麻烦，难度太大，因而他选择了一种新的“出海”战略。他认为，这样做的好处是，不需要招工和管理，不用投一分钱，只派三个人过去，每星期结算和收款就行了。

    随着时间的推进，玉溪卷烟厂的国际化战略越走越快，他们通过赞助国际知名体育赛事的方式来扩大“红塔山”在北美的影响力，并发展了越来越多的专卖店加盟其间。到90年代中期，“红塔山”在美国市场上每年的销量已超过3万箱。

    厂长与书记：无可避免的权力之争

    即使在事业处于顶峰的时候，褚时健依然觉得，国有企业的权力之争是让他无比苦恼的事情，那也是褚时健踏进玉溪卷烟厂最早遇到的棘手问题之一。

    厂长和书记的权力之争几乎是国有企业“书记一厂长”双头领导结构下不可避免的事情，尽管褚时健不喜欢权力之争，但他也无可避免要卷入其中。

    在他早期的搭档林某某走后，玉溪地区的老专员和他搭档，过了一段相安无事的日子，到1986年“三合一”体制建立之后，褚时健集党委书记、厂长、专卖局局长、烟草公司经理四职于一身，这个时候没有权力之争的问题。

    但是没过多久，一个问题出现了，褚时健的工作越来越紧张，每周还要花大量精力来处理党务文件，这让他痛苦不堪。他确实没有时间做这些了，觉得需要单独设置一个党委书记来处理党务问题。这个时候，他的中学同学来找他，说她丈夫在玉溪行署担任副专员，由于表现不佳刚刚被降职了，她希望褚时健能够帮忙把他调到玉溪卷烟厂担任党委书记。

    褚时健回忆：“她说大家排挤他，让我帮帮忙。我这个人有些时候脑子也不太会转弯，就直接答应了。我去向省里面的有关部门汇报，找了省委组织部、省烟草公司，谈好了，任命他做党委书记。谁知隔了三年，他又‘胡来’了。”

    所谓“胡来”，其实是那位党委书记看着褚时健已到退休年龄（其实旱过了），就在一个与省长和志强关系很好的记者的带领下，到省长那里去“活动”去了。他告诉省长，褚时健选择了乔发科做接班人，而乔发科并不适合，他觉得自己才是适合继任厂长的人。其实，这时褚时健压根儿就没有决定选谁做接班人。

    消息在第二天传到了褚时健这里，据他回忆说：“我跟他说，你想当厂长，你就正儿八经地竞争去。”

    在并不清楚和志强的意思的情况下，他采取了以退为进的办法，向省里写了个申请，陈述自己的年龄已超过60岁，而厂党委书记也在四处活动想当厂长，就由他来当吧。

    和志强发现这个事情闹大之后，他来找褚时健谈话了，褚时健告诉他：“他这个党委书记照这样下去，玉溪卷烟厂的障碍会很多，我随你们选，我不打算干了。”

    作为省长的和志强当然担心褚时健的离任会影响到云南经济的发展，他让褚时健等他做完这一届省长再说。

    而原厂党委书记则在随后的玉溪卷烟厂党委书记选举中，以只得到一票而落选了，他不得不去担任一名调研员。

    褚时健说：“不了解情况的人说，老褚霸道，两个党委书记都被他撵了。我说我不是为我，凡是玉溪卷烟厂的发展障碍，都得排除。”

    之后的日子，褚时健不得不再次同时担任党委书记。

    一个工厂到底谁是第一负责人？中国的国有企业一直都不明确，而是给出了一个模糊的表述——党委书记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到底最后谁来负责，褚时健一真很迷惑。一次，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褚时健甚至说，党委书记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其特点是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下，少数服从多数。这样，如果厂长的意见是对的却处于少数的地位，就只能服从多数然而却是错误的决定，如以后发生了问题，厂长也可以不负完全责任，甚至可以推卸掉责任。这样显然对企业的发展不利。

    对于党委的集体领导，褚时健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说：“如果都是大家说了算，等于谁说了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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