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 汴梁时月 第一百七十五章 庆历新政  北宋大相公 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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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汴梁时月 第一百七十五章 庆历新政 (第1/3页)

    其实,后世对于范仲淹的评价众说纷纭,当然,对庆历新政的说法也都是褒贬不一。陆垚当然也不例外,他开始在脑海中回忆了一下,关于范仲淹这次变法的内容,还有失败的原因,毕竟,现在范仲淹即将出现在自己的视野当中,对于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陆垚必须要提前做好准备,也要想好,到底到时候自己该如何面对范仲淹提出的新政。

    宝元元年(1038年),党项族人李元昊称帝,建国号大夏(史称西夏),定都兴庆(今银川),与宋朝的外交关系正式破裂。次年,为逼迫宋朝承认西夏的地位,李元昊率兵进犯北宋边境,于三川口大败宋兵(三川口之战),集兵于延州城下,准备攻城。消息传至京师,朝野震惊。康定二年(1041年),李元昊进兵渭州(今甘肃平凉),韩琦派环庆路副都部署任福率兵出击,于好水川遇伏被围,任福等十六名将领阵亡,折兵万余(好水川之战)。庆历二年(1042年)闰九月,李元昊分兵两路,再次大举攻宋。进抵定川寨,宋夏会战,宋军大败,大将葛怀敏与部将等16人战死,丧师9400余人(定川寨之战)。李元昊获胜后,挥师南下,进逼潘原,关中震动。

    澶渊之盟后,一直相安无事的契丹也于1042年遣使求关南之地,并且“聚兵幽燕,声言南下” 。最终,宋仁宗遣富弼为使,“岁增银、绢各十万匹、两”才得以解决。

    激烈的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震动了宋廷,多年沉闷的政治空气开始变得活跃起来。欧阳修上书要求改革吏治,尹洙在上书中指出“因循不改,弊坏日甚”。宋仁宗在改革呼声的推动下,“遂欲更天下弊事”。宋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总算开始行动了。

    仁宗庆历年间,农民起义和兵变在各地相继爆发,正如欧阳修所说 “一年多于一年,一伙强于一伙”。

    范仲淹的改革,是在北宋初的小康局面已经逆转恶化的时期中产生的。

    其时,冗官、冗兵、冗费严重,贫弱局面已经形成,统治危机日趋恶化。

    仁宗即位元年,土地兼并现象更加严重 ,农民大量逃亡,阶级矛盾尖锐,农民起义不断爆发,“一年多如一年, 一伙强如一伙”。甚至京畿开封府所属各县,也有盗寇出没。

    当时,已有一些官员感到危机的严重,富弼就曾说:

    “自此以往,只忧转炽,若不早为提备,事未可知!”

    宋仁宗在召对中,对范仲淹、富弼等特别礼遇,并曾多次催促,要求执政大臣马上拿出一个使天下太平的方案来。

    庆历三年(1043年),北宋历史上轰动一时的庆历新政就在范仲淹的领导下开始了,范仲淹的改革思想得以付诸实施。

    庆历三年(1043年),李元昊请求议和,西方边事稍宁,仁宗召范仲淹回京,授枢密副使,又擢拔欧阳修、余靖、王素和蔡襄为谏官(俗称“四谏”),锐意进取。八月,仁宗罢免副宰相王举正,再拜范仲淹为参知政事。

    同意改革的宋仁宗赵祯

    同意改革的宋仁宗赵祯

    九月,宋仁宗召见范仲淹、富弼,给笔札,责令条奏政事。范、富二人随即提出了十项改革主张,谏官欧阳修等人也纷纷上疏言事,宋仁宗大都予以采纳,并渐次颁布实施,颁发全国。

    总结起来就是:澄清吏治、富国强兵、厉行法治。

    庆历三年(1043年)十月,朝廷任命张温之为河北都转运按察使、王素为淮南都转运按察使、沈邀为京东转运按察使、施昌言为河东都转运按察使。这样,十条中的第四条(择长官)首先见之于行动。

    在选择诸路转运按察使时,范仲淹翻阅班簿,发现不称职的一笔勾去,毫不留情。

    富弼不无担忧地说:

    “一笔勾下去,就会有一家人痛哭啊。”

    范仲淹则回答说:

    “一家哭总好过一个地区的百姓哭。”

    十月二十八日,仁宗下诏,施行磨勘新法。新法实行后,明黜陟也就见之于行动。

    十一月十九日,朝廷对恩荫制度,作出新规定;二十三日,下任子诏,增加恩荫的年龄限制和恩荫范围,但对高、中级官僚的子孙及期亲、尊属仍用旧制,没有任何限制。

    庆历四年(1044年)三月十三日,颁布贡举新法,加强儒家经典在科举中的比重,并允许州县立学,把学校教育与科举考试结合起来。

    本以为,这庆历新政可以维持下去,然而,庆历四年(1044年)四月,因新政实施后,恩荫减少、磨勘严密,希图侥幸的人深感不便,于是毁谤新政的言论逐渐增多,指责范仲淹等是“朋党”的议论再度兴起。 仁宗对朋党之论也开始产生怀疑,范仲淹提出“小人之党、君子之党”的说法予以反击,欧阳修也撰写《朋党论》一文上奏仁宗。

    五月,范仲淹与韩琦上疏仁宗“再议兵屯、修京师外城、密定讨伐之谋”等七事,并奏请扩大相权,由辅臣兼管军事、官吏升迁等事宜,改革广度和深度进一步增加。

    六月,夏竦令人依照石介笔迹,诬蔑富弼欲行伊霍之事,私撰废立诏草。仁宗虽不相信,但范仲淹等人惶恐不安,时边事再起,范仲淹请求外出巡守,仁宗任命为陕西、河东宣抚使,仍保有参知政事的头衔。八月,富弼亦以枢密副使离京,出为河北宣抚使。庆历五年(1045年)正月二十八日,范仲淹被罢去参知政事,知邠州、兼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同一天,富弼亦被罢去枢密副使,改任京东西路安抚使、知郓州。

    第二天,杜衍被罢为尚书左丞,出知兖州。

    二月初四,罢磨勘新法、任子新法。

    三月初五,韩琦罢枢密副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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