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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章　第一车间革命（下） (第1/3页)

    “第一车间”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褚时健的经营思路和风格，尤其是他的应然性思维模式。“应然性”和“约束性”之间的鸿沟，他又一次信步越过了。

    “第一车间”的全国性影响力

    让农民也分一杯羹

    “第一车间”风靡中国

    达到世界级烤烟的水准

    跨越最后的鸿沟

    “第一车间”的全国性影响力

    褚时健不断扩大“第一车间”的规模，1987年扩大到60万亩，覆盖了玉溪地区绝大部分烟区，而当玉溪邻近的县市看到“第一车间”给农业带来的好处时，它们纷纷要求加入“第一车间”。20世纪90年代初，“第一车间”终于越出了玉溪地区的界限，向红河和曲靖延伸。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第一车间”的总面积接近130万亩，最高时能为玉溪卷烟厂提供将近400万担优质烤烟，质量也一年比一年好。1988年，“第一车间”中上等烟叶的比例达到85%左右，上等烟叶的比例接近40%，这已经完全达到了美国烟叶的水平，质量超过了巴西和津巴布韦的烟叶质量。

    玉溪卷烟厂从这400万担优质烟叶中再挑出200万担，它的品质就无可挑剔了。有了这些优质的原料做后盾，无论是从哪个角度看，玉溪卷烟厂都把国内同行远远甩在了后面。但这些优质的原料还不能派上用场，由于褚时健要求全发酵，这些烟叶需要存放至少两年的时间才能投入使用。凭借内部管理的改进和设备更新带来的品质增长，玉溪卷烟厂出品的香烟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的局面，税利连年处于复合式猛增态势。1985年，生产香烟63.77万箱，税利达4.0782亿元，同比增长36.17%。1987年，生产达到92.3万箱，税利在1986年增长25%的基础上再猛增49.6%，达到了7.6266亿元。

    不过，麻烦并未就此结束，国家烟草专卖局在发现玉溪地区的烤烟并未上交而是直接给了玉溪卷烟厂时，他们来兴师问罪了。褚时健以那份“会议纪要”作为挡箭牌，坦诚地讲了他发展“第一车间”的理由。这些前来“问罪”的官员似乎觉得也有道理，在云南省政府的协调下，国家烟草专卖局默许了“第一车间”的存在。但除“第一车间”之外，云南烟叶每年仍有大规模的外调。

    褚时健后来倾向于认为，他之所以能逃过这一劫，主要是因为那时中国经济刚开始起飞，当时的风气是，只要企业提的意见合理，地方政府同意了，中央的备部门就不会老来阻碍它。

    烟田“第一车间”的成功，使玉溪卷烟厂的腾飞变得近在眼前。“三合一”后来产生了很强的冲击波，在风行一时的“红塔山”“红梅”等的冲击下，各地纷纷效仿，烟草专卖刚刚确立起来的产、供、销体系，在地市一级纷纷分崩离析。“第一车间”可以视为褚时健对中国烟草行业最大的影响之一。

    让农民也分一杯羹

    1985年，玉溪卷烟厂为试验优质烟叶的种植投入了50万元，在1986年大面积种植展开后，他们投资281万元，到1987年增加到1280万元。到90年代，随着玉溪卷烟厂实力的增长，给予农民的补贴每年猛增至上亿元，甚至在90年代中期一年就超过10亿元。

    最早的这些补贴，主要是用来给农民修水利、修公路、购买化肥和薄膜。这些都能找到很好的理由：云南的雨季一般S月份才到来，而为了鼓励农民早些种烟，拉长烟叶的生长期，就要为他们修建引水工程。云南山地多，平地少，为了避免种烟与种粮争良田，烟叶就要种在山地上，而很多山区道路不通，烤烟需要的煤炭等燃料运输困难，就需要给他们修公路。

    但这些还远远不够，起码褚时健是这么认为的。他希望能真正提高农民的收入，认为应该让这些农民也来分卷烟厂效益的一杯羹，当然，这本身有利于提高玉溪卷烟厂的竞争力。因而，借着“第一车间”的成功和玉溪卷烟厂的强大，他们对农民的资金投入增加得越来越多，从最初1986年的281万元，到1989年的4164万元，再到1992年的36亿元，1994年达到6亿元，而1995年则突破了10亿元。到褚时健离开时，总投资已经达到40多亿元。

    这是一笔难以想象的投入。

    褚时健的方法是在改善烟农的生产条件的同时，大幅提高优质烟叶的价格。之前，国家已经为烟叶的等级定了价，不许任何烟厂改变它。但褚时健想办法绕开了它，他采取价外补助的方法：对农民种出的优质烟叶，先按国家收购的价格支付给农民，烟叶收购结束之后，在春节前夕，再按烟农卖烟的合同给烟农兑现额外的补贴。事实上，烟农就有了两次收入。并且，上等烟叶生产得越多，得到的补偿也越多，有时候他们得到的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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